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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天堂官网:“要听党的话,始终跟党走,党派之中也大有可为!”

时间:2019/7/3 20:24:35  作者:  来源:  浏览:0  评论:0
内容摘要:   1927年,我出生在福州郊区农村。由于家庭经济困难,我出生后不久,父亲就只得到新加坡谋生。我八岁那年,母亲也去了新加坡,把我留在福州陪伴祖母和曾祖母度过晚年。  抗战期间,我一个人颠沛流离,受尽千辛万苦,生活费用依靠亲友接济,时断时续,常常挨饿。抗战终于胜利,我和父母取得了...
      1927年,我出生在福州郊区农村。由于家庭经济困难,我出生后不久,父亲就只得到新加坡谋生。我八岁那年,母亲也去了新加坡,把我留在福州陪伴祖母和曾祖母度过晚年。

  抗战期间,我一个人颠沛流离,受尽千辛万苦,生活费用依靠亲友接济,时断时续,常常挨饿。抗战终于胜利,我和父母取得了联系,同时自学完全部高中课程,并考取上海大夏大学土木系。我十分希望国家政治从此走上正轨,但是事与愿违,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崇洋媚外,卑躬屈膝,对内拒绝和平谈判,单独召开伪国大并发动内战。我曾两次亲身经历全副武装的军警和特务半夜包围校园,给师生造成极大的精神创伤,我对他们的此种行径深恶痛绝,对爱国民主运动深表同情。与此同时,我当时所在的土木系地下党员较多,进步力量很强,对广大师生也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  在复杂的形势下,我们共同期盼着祖国能早日解放,并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。

  1950年10月,我念完大学,毅然放弃了前往英国剑桥大学读研究生的机会,响应党和政府发出的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号召,前往安徽参加治淮的行列。在战后贫瘠的淮北平原,我与大家一起经受考验,努力工作,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我感到自己为祖国尽了一份力,充满年轻人特有的自豪。带着“治淮功臣”的称号,我回到了上海,在同济大学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。

  新中国百废待兴,正是用人之际,怀着对祖国的美好憧憬,我全身心投入到我所热爱的工程实践和教学工作中去。新旧对比,使我切身体会到,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,从而进一步加深对党的认识,坚定跟党走的信念,并且有了入党的愿望。此时,同济大学党委的组织科长找我谈话说,“民盟组织初建,极需要人。”并希望我能参加民盟。我欣然听取了组织上的意见,于1952年10月加入民盟组织。记得在“申请入盟动机”一栏中,我这样写道:“希望入盟后在盟组织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,把自己贡献给人民”。这确实是我的初衷和座右铭。

 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,迎来了教育、科学的春天,我像是个久旱逢甘霖的孩子,一头扎进教学科研事业中。1978年,我这个当了24年的讲师终于晋升为副教授。两年后,被任命为同济大学教务处处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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